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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罪犯罪形态研究
来源:    作者:李涛   提交日期:2013-02-27 16:02    0

        盗窃罪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财产犯罪之一,与普通的犯罪一样,盗窃罪也有预备、既遂、未遂、中止四种犯罪形态,单从定义上看,这四种犯罪形态具有明显的区别,但在具体的个案中却极易混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盗窃罪的各种犯罪形态进行一番详细的梳理,以供实务届参考。

        一、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对“最后一道防线说”的批驳

        众所周知,区分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关键是看犯罪行为是否已经“着手”:如果行为人只是在准备犯罪工具或者熟悉犯罪场所,尚未着手实施犯罪行为,却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不得不放弃犯罪,就是犯罪预备;反之,如果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却因客观原因而无法完成犯罪行为,就是犯罪未遂。然而,行为人是否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并不那么容易把握。例如,甲欲入室盗窃现金,房间中由保险柜,保险柜中又有一个小的密码箱,现金便放在密码箱之中。那么,“着手”是以撬房门为标准,还是以撬保险柜为标准,又或是以开密码箱为标准呢?根据现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最后一道防线说”的观点,判断盗窃行为是否已经“着手”的标志,是盗窃者是否实施了表明某一犯罪意图的客观方面要件的始点行为。盗窃罪的始点行为,是直接指向具体犯罪对象的最后一道防线的行为。犯罪对象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指财物最临近的控制物体。具体到上述案例,应以开密码箱为“着手”的始点行为,因为密码箱是保存现金的“最后一道防线”,撬房门与撬保险柜都只能算是为盗窃做准备。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对盗窃罪着手的认定,还是应该坚持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在某些特殊的盗窃案件中,判断是否已经“着手”并不一定需要行为人触及“最后一道防线”,而只需要有直接现实性的侵害法益的危险即可。换言之,通过盗窃者的客观行为能够表明盗窃者有控制物体的紧迫危险,并且据当时的现实情形来看客观危险即将变成现实,据此就可以认定盗窃行为已经着手。[1]

        二、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对“三种学说”的辨析

        从一般意义上讲,盗窃罪的既遂形态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实现了法定的全部盗窃犯罪意图,在客观上完成了全部的盗窃犯罪行为,从而达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完成犯罪的状态。而盗窃犯罪未遂形态是指行为人着手实行盗窃犯罪以后,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阻却,而使行为人的主观盗窃犯罪意图未能全部展开,客观上的盗窃犯罪行为未能完成或犯罪结果等未能发生,从而使盗窃犯罪在未完成状态下停止下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关键在于正确掌握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对此,中外刑法理论关于盗窃既遂与未遂的划分有各种各样的学说。我国刑法学界大致存在以下几种观点:(1)失控加控制说。这种观点认为,应以被盗财物是否脱离所有人或保管人的控制并且实际置于行为人控制之下为标准,被盗财物已脱离所有人或保管人控制并且已实际置于行为人控制之下的为盗窃既遂,否则就是盗窃未遂。其主要理由是:犯罪既遂就是犯罪的完成。盗窃犯的根本目的是非法占有财物,财物既已脱离所有人、保管人的控制而为盗窃犯所实际控制,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即已实现,犯罪既告完成,自应认为是盗窃既遂。(2)失控说。该观点认为,应以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是否丧失对财物的占有权即控制为标准,凡是盗窃行为已使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实际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的,即为盗窃既遂;而财物尚未脱离所有人或保管人的控制的,为盗窃未遂。其主要理由是:盗窃犯罪是对所有权的侵犯,首先是占有权即控制权的侵犯。盗窃既遂,所有权并未随占有权的转移而转移,在法律范畴内,所有权仍属财物的原合法物主。因此,划分盗窃既遂与未遂不能以盗窃犯是否获得财物所有权为标志,而应以盗窃犯罪的受害人是否丧失了对财物的占有权即控制为标准。(3)控制说。该观点认为,应以盗窃犯是否已获得对被盗财产的实际控制为标准,盗窃犯已实际控制财物的为既遂;盗窃犯未实际控制财物的为未遂。其主要理由是:区分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科学标准,应当是看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完备。盗窃罪构成要件完备的客观标志,就是盗窃行为造成了盗窃犯非法占有所盗窃财物的犯罪结果。而非法占有财物这种犯罪结果的发生,只能理解为是盗窃犯获得了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不存在其他含义。(4)损失说。该观点认为,应以盗窃行为是否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为标准。盗窃行为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为既遂,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为未遂。这种观点认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是盗窃未遂。其主要理由是:第一,以盗窃行为是否造成公私财产损失作为区分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在侧重强调对公私财产所有权保护的同时,兼顾了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应在盗窃既选中得到较充分体现的要求。第二,能够更好地适应盗窃对象的变化。盗窃无形财物,如重要技术成果、长途账号、码号等包含有经济价值的信息,原所有人、持有人并未完全失去对信息的占有和控制,盗窃分子也并没有完全占有和控制该信息,因而危害后果只能是经济上的损失。因此,盗窃行为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是既遂;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是未遂。其中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是指作为盗窃罪构成要件的盗窃行为未直接造成公私财物损失,即盗窃行为没有造成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直接损失。(5)接触说。认为应当以盗窃行为人是否接触到被盗财物,区分盗窃既遂与未遂,凡是实际接触到被盗财物的,即为既遂,凡是未实际接触到被盗财物的,是盗窃未遂。(6)转移说。认为应当以盗窃行为人是否已经把被盗财物转移离开原所在场所,区分盗窃既遂与未遂,凡是已经转移离开原场所的,即为既遂,凡是尚未转移离开原场所的,为未遂。(7)隐匿说,也叫藏匿说。认为应当以盗窃行为人是否已经把被盗财物隐藏在不易被发现的场所,区分盗窃既遂与未遂,凡是已经将被盗财物隐藏起来的,为既遂,尚未将被盗财物隐藏起来的,为未遂

        在以上几种学说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失控说”、“控制说”、“失控+控制说”三种观点。对“失控+控制说”而言,一般情况下,财产所有人在失去对目标物品控制的同时,盗窃者也就取得了对目标物品的控制,但有时候,这两者却未必完全吻合,以致采用不同的判断标准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甲进入乙的办公室内盗取钱包,在其得手后正准备离开办公室之际,忽闻乙的脚步声,甲惶恐之中将钱包丢到了窗外的花坛中,随即离开乙的办公室,并谎称自己是来闲聊的,无事便不再打扰。乙并未在意,也未发现钱包丢失。下班之后,甲前往花坛取钱包时,发现钱包已不知所踪。在本案之中,甲已构成盗窃罪是不争的事实,但属于盗窃罪的何种形态(既遂?未遂?)却有待商榷。若以“失控说”为标准,钱包被甲丢出办公室,已经不在主人乙的控制范围之内,甲应该构成盗窃罪的既遂。若以“控制说”为标准,由于甲最终并未实际控制该钱包,因此构成盗窃罪的未遂。若以“失控+控制说”为标准,同样属于犯罪未遂。就笔者个人的观点而言,将这种情况认定为既遂更为合理。因为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刑法设立盗窃罪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只要所有人已经失去了对目标物品的控制,其财产权就受到了侵害,无论盗窃者有没有实际取得目标物品,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已经被破坏,行为人应当成立盗窃罪的既遂。

        三、盗窃特殊财物的犯罪形态认定

        1.盗窃GPS财物的既遂与未遂。GPS是指在财物内部装置特殊的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即“全球定位系统”,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可以在财物被盗后通过该系统操纵其财物的运转,能够通过远程控制使财物失去正常运行功能的一种防盗装置,GPS财物则是配载有GPS装置的动产或不动产。在现实生活中,GPS装置广泛应用于车辆、手机、电脑等贵重物品上,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于这些财物安装了GPS防盗装置,较之普通盗窃行为的不同之处在于犯罪行为人虽然在形式上可以完全占有GPS财物,但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仍然可以通过GPS装置远程操控GPS载体,干扰犯罪行为人对该财物的正常使用。因此,盗窃GPS财物的既未遂形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不像盗窃普通财物那样容易区分。笔者认为,只要盗窃GPS财物的犯罪行为已经实施终了,并且盗窃者已经实际掌控该赃物,就应当成立犯罪既遂。理由如下:第一,犯罪行为人在盗窃GPS财物之后,该物品便脱离了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的监管范围,同时犯罪行为人对GPS财物的占有也完全否定了所有人或占有人利用、处分该物品的可能性,即使所有人、占有人可以通过GPS装置对GPS财物的运行状态有所影响,但其作用力的发挥也根本无法扭转盗窃者占有、处分GPS财物的可能性。第二,虽然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可以通过GPS装置影响财物正常功能的运转,但犯罪行为人也可以通过破译密码等方式使GPS财物的功能恢复正常,或者通过破坏、卸除GPS装置使其作用力难以发挥。也就是说,GPS财物的正常功能并非不可逆转,这就为犯罪行为人利用、处分该财物的可能性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第三,GPS装置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事后性的防护设施,犯罪行为人把财物带离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的正常监控范围之后,及时受制于GPS装置的干扰而不能正常使用该物品,但仍然可以自由地在黑市上予以销赃,从中牟取暴利。第四,如上所述,刑罚设立盗窃罪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GPS装置的事后防护性特点决定了它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保护是极其有限的。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即使通过GPS装置将整个运转系统报废,自己的合法权益也难以恢复,而盗窃者的犯罪意图在某种程度上却可以实现,GPS装置难以对公私财产所有权进行有效保护。

        2.“扒窃”行为的既遂与未遂。《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正案八》)颁布实施后,“扒窃”便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并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讨论。然而,对于何谓扒窃,《修正案八》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扒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而是普通盗窃的一种特殊情形,一般应具备两个特征:一是窃取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通常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市场、商场、公园、广场等公用建筑及公用场所设施;二是秘密窃取的对象通常为被害人贴身放置的财物,如餐厅顾客放在座位上的包袋内财物,或是挂在座位椅背上的衣服口袋内的财物。如果行为人趁顾客短暂离开座位时行窃,或是窃取乘客放在公共交通工具行李架上等非贴身位置的财物,一般不能认定为“扒窃”。

        司法实践中,普通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尚且难以区分,“扒窃”由于其行为的特殊性致使既未遂形态更加容易混淆。那么,如何才能准确界定扒窃行为的既未遂形态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首先弄清楚“扒窃”犯罪究竟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这也是最近关于扒窃行为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若是结果犯,只需比照普通盗窃罪的“控制说”进行判断即可;若是行为犯,则无需考虑结果,只要犯罪者的“扒窃”行为已经实施完毕,即构成犯罪既遂。笔者认为后者更合理,原因有二:(一)《修正案八》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法律条文并未对扒窃的次数或金额进行限制,由此可见,《修正案八》的立法原意也倾向于将“扒窃”定性为行为犯。(二)在司法实践中,“扒窃“属于多发、常见性犯罪,且由于其手段的秘密性,时间的短暂性、团体协作性等因素,该类案件侦破起来难度较大,民众对此也是怨声载道。众所周知,结果犯构成既遂的条件相对于行为犯要严格得多,而刑法对犯罪既遂的处罚力度相对于未遂也要严厉得多。因此,将”扒窃“认定为行为犯更加有利于打击惩治该类型的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弄清楚了“扒窃”的性质,再进一步讨论“扒窃”犯罪的既未遂形态就轻松多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已经明确了在司法实践中“控制说”是区分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而针对一个具体的犯罪行为则应结合刑法中的财物占有问题综合判断。对扒窃犯罪而言,则不能完全参照普通盗窃的“控制说”来界定既遂与未遂形态,因为“扒窃”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将被盗财物从所有人的衣袋或提包中窃取出来,就意味着扒窃行为已经实施完毕,所有人丧失对财物的控制,同时盗窃行为人获得对目标财物的控制,为既遂。反之,如果扒窃者着手犯罪后还未把财物从所有人的衣袋或提包中拿出就被抓住,则系未遂。兹举一例,某甲携带镊子、小刀等作案工具在闹市伺机扒窃,在将钱包从乙的上衣口袋中取出正欲离开之际,被民警当场抓获。本案中,对甲的扒窃行为属于既遂还是未遂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甲的行为是盗窃未遂。因为盗窃罪的既遂必须以实际占有并控制财物为要件,而本案中甲刚将手机扒出,手机脱离了失主的控制后即被公安民警捉获,此时手机虽然在自己手上,但却根本不可能控制。因此,按照现在处理盗窃犯罪的"失控+控制"说,甲没有实际控制到财物,应以盗窃未遂处理。第二种观点认为:甲的行为是盗窃既遂。因为扒窃犯罪不同于一般的盗窃犯罪,在认定扒窃犯罪的既遂问题上,不应严格采取"控制"说,只要犯罪者的扒窃行为已经实施完毕就应认定为盗窃既遂。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理由在前文中已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本文通过法学理论界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学说,结合司法实践中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对盗窃罪的犯罪形态进行了粗浅探讨,并对盗窃GPS财物以及“扒窃”犯罪的既未遂形态进行了简要辨析。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文中观点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 李永升、陈伟:《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法观沉思》,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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